前已所言，这正是行政法的宗旨所在。
[10]李建良：《宪法理论与实践（一）》，台湾学林文化出版有限公司1999年版，第125页。例如，龚向和教授认为，国家应当承担诸如最低生活保障、义务教育等维持人之尊严的最低限度的核心义务。
[27]而以德国学者汉斯?杰若斯为代表的部分学者对上述两种观点都持异议，认为因‘法律原则在内容上的开放性，不能以传统法解释的方式探究其内容，毋宁应针对不同案件类型，考量事实、法律上的可能性，决定如何[包括是否赋予人民主观权利以]实现‘法律原则所规定的目标。[32]上述反对意见至少存在以下不足：第一，在整体上，社会权的规范内涵并非完全不能确定。二、复合式架构：社会权国家保护义务的体系结构 （一）基础性结构：作为客观法的社会权国家保护义务体系 国家保护义务可以分为禁止、安全和风险义务。在传统宪法学领域，基本权利并不存在第三人效力的问题。[48]正因如此，德国学界逐渐开始发展将第三人效力作为国家保护义务的分支功能来看待。
[28]对于这一观点，笔者亦表示认同，但对于是否应赋予国家保护义务以主观公权利的问题，实应针对社会权所保护的不同领域和阶段加以分别探讨。[17]例如，有的称之为政策原则，如巴基斯坦。（3）充分听取当事人的意见，对当事人提出的事实、理由和证据进行记录、复核。
（3）将违法建筑纳入消防监管重要内容。如果仅仅考虑违法行为人的权利，而忽视其他相关人乃至公众的权利，其结果，社会秩序或他人权利可能遭到更加严重的损害。前已述及，如果法律过度地在个案中强调对某一特定公民权利的维护，那势必会使本应对社会秩序和公共利益承担维护职责的行政权处于极其尴尬的境地，公众的利益和社会秩序也无法得到根本的维护。违法建设无法拆除的，由拆违实施部门没收实物或违法收入。
2014年以来，各地由于违建引起的火灾、跨塌等事故频有发生。上海市闵行区是全市违法建筑情况最严重，也是打击力度最大的区域之一。
如《行政强制法》第46条第3款规定：没有行政强制执行权的行政机关应当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基于这一要求，至少应当有紧急情况除外的特殊规定。在上海市闵行区放鹤路近莲化南路口，一块十多平方米的耕地上，居然建起密密麻麻的厂房，入驻企业达上百家，其中既有在高压线下玩火的木材加工厂，也有违规存放、运输危化品的物流仓库，巨大的安全隐患令村民寝食难安。笔者认为，在立法过程中，要建立立法者与执法者相互之间的沟通协调机制。
同时，对施工单位未取得施工许可证擅自施工的行为，也进一步明确了相应的行政处罚。同时，第31条第3款规定区、县公安机关应当确定专门力量、明确工作职责、完善联勤联动机制，在信息共享、联合执法和案件移送等方面配合本区域内城管执法机构开展行政执法工作。[8]李东华、张飘飘：《高层头顶60米花园七年拆不掉》，《新闻晨报》2014年7月23日，第A6版。（1）综合运用各种法律资源整治违法建筑。
而作为执法者，也应当经常关注立法的动向、立法的进程和立法的内容，积极主动地为立法建言献策，向立法机关反映基层执法部门在维护公共利益和公共秩序方面的需求，从而使立法机关的立法能够在保障行政权有效行使方面起到积极的作用。[9]可见，违法建筑的不断蔓延给社会秩序尤其是公共安全所带来的威胁非常严重，甚至可以说这种威胁随时都有可能一触即发。
多年来，楼道居民个个心急如焚，楼顶是业主共有的公共空间，变身私人空间不但违规，而且隐藏了许多安全隐患。当事人在法定期限内不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又不拆除的，行政机关可以依法强制拆除。
违法建筑的问题不仅仅是建筑的问题，还涉及到其他诸多相关问题，如治安、消防、安全生产监督、危险品管理，等等。但是，当事人在法定期限内不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经催告仍不履行的，在实施行政管理过程中已经采取查封、扣押措施的行政机关，可以将查封、扣押的财物依法拍卖抵缴罚款。三是区分法律适用的不同具体情形，以利于行政机关根据不同的情形合法地选择不同的执法方式和手段。事例一：在原油管道上搭建违法建筑。[3]袁曙宏主编：《行政强制法教程》，中国法制出版社2011年版，第123—124页。[18]结合本文第二部分所列举的在原油管道上搭建违法建筑、高压线下搭起十多万平方米违法建筑和高层楼顶居然造出‘60平米花园三个事例，都说明了这样一个道理：如果按照《行政强制法》第44条所规定的程序对上述事例所涉及的违法建筑进行查处的话，不仅手续繁琐、耗时过长且收效甚微，还可能对公共利益造成一定的危害。
上海的《实施意见》就是一个典型事例。违法建筑的增加与蔓延及其危害一直是各级政府社会治理过程中所面临的一个十分突出的问题。
四是要明确相似法律规定之间适用的界限与区别，如明确《行政强制法》第44条与《城乡规划法》第64条、第68条规定的关系以及适用的不同情形，以利于行政机关准确把握各个不同的法律之间的不同适用，从而保障依法行政。但这一规定对于社会秩序以及公共利益的维护来说，却很有可能成为有效行使行政权一种阻力。
第4款规定：街道办事处应当组织协调城管执法机构在辖区内开展城市管理行政执法活动。但是，情况紧急的除外。
但也不可避免地客观上限制了行政机关对违法建筑物、构筑物以及设施的及时拆除，可能会导致公共利益与社会秩序难以得到及时的维护，尤其是公共安全隐患无法得到及时消除。然而，基于实践中违法建筑不断蔓延，上海市城乡建设和管理委员会等九个部门于2014年6月23日联合发布《关于进一步加强本市违法建筑治理工作的实施意见》（以下简称《实施意见》），以《城乡规划法》、《土地管理法》、《消防法》、《治安管理处罚法》、《上海市城乡规划条例》、《上海市拆除违法建筑若干规定》、《上海市住宅物业管理规定》等法律、法规为依据，对违法建筑的查处与拆除作出了与《行政强制法》第44条不一致的规定，明确规定对在建违法建筑可以快速拆除，[2]使得在《行政强制法》框架下显得束手无策的行政机关拆除在建违法建筑的职权能够得以快速突围，从而在实践中使违法建筑蔓延的趋势得到了有效遏止。2.整合现有法律资源并综合运用责令停止违法、暂扣工具、强制拆除、代履行等多种行政手段遏制违法建设行为。上海市之所以出台《实施意见》，是为了综合运用各种有关整治违法建筑的法律规范，体现执法依据的多元化，从而实现对违法建筑的综合有效治理。
如在上海市黄浦区，针对擅自拆除公管房屋、无证违法施工搭建房子的现象愈演愈烈，造成诸多安全隐患，也给周边居民生活带来困扰的问题，黄浦区实行联勤联治机制治理违法搭建行为。尤其是违法建筑的不断蔓延，更是严重影响城市形象与公共利益，对城市规划的破坏作用也日趋显现。
对限期责令拆除后当事人拒不拆除的，拆违实施部门书面告知有关部门，相关部门采取下列措施：第一，房地产登记机构将附有违法建筑的房屋在房地产登记簿上予以记载，不予办理房地产转让、抵押等登记。（2）运用各种法律、法规和规章中规定的多种行政行为。
我国先后制定的《行政处罚法》、《行政许可法》和《行政强制法》以及《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等法律、法规正是这一理念指导下的产物。尤其特殊的情况是，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规定，行政机关作出具体行政行为时，未告知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诉权或者起诉期限的，起诉期限从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诉权或者起诉期限之日起计算，但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具体行政行为内容之日起最长不得超过2年。
《实施意见》根据《上海市拆除违法建筑若干规定》的相关规定，要求对正在搭建违法建筑的违法建设行为，要切实落实快速查处要求，做到案件受理后，两个小时内到现场处置、两天内反馈查处进展，半个月内反馈查处结果。第2天发出拆违催告书，并给予当事人几天自拆时间契约自由原则是私法自治原则最典型的表现方式和最经常的运用形式。在这种情况下，行政没有走进私法领域，而仍然停留在公法领域，将以私法形式表现出来的法律规范或者在私法领域形成的法律概念作为公法适用。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14条规定：人民法院审查行政机关是否依法履行、按照约定履行协议或者单方变更、解除协议是否合法，在适用行政法律规范的同时，可以适用不违反行政法和行政诉讼法强制性规定的民事法律规范。[7]公法与私法之区分可以远溯至古罗马时代，查士丁尼《法学总论》开篇讲道：法律学习分为两部分，即公法与私法。
虽然说，就法院基于法律对围绕国民权利及利益的纷争进行裁判这一点而言，行政诉讼与普通民事诉讼并无二致。[11]罗豪才：《序》，载[美]朱迪•弗里曼：《合作治理与新行政法》，毕洪海、陈标冲译，商务印书馆2010年版，第i页。
法律行为、意思表示、代理、无效和撤销、条件和期限等观念，是公法和私法所共通的，在公法上亦非承认有与其相当的观念存在不可。[4]特别法的地位，造成行政诉讼法通常并不是一部自给自足的程序法，它只针对行政诉讼的特有程序部分作了规定，而不是对整个行政诉讼程序都作了规定，[5]因此，对于行政诉讼法未作特别规定的其他程序事项，就有必要，也有可能适用民事诉讼法的相关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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